关键词:明代;江南;水利;圩田

　　一、引言

　　历史时期太湖地区的塘浦圩田发展，是中国农田水利史的重要课题。缪启愉、张芳等前辈学者分别对塘浦圩田的发展历程以及圩田技术进行了富有启示的研究。近两三年来，王建革详细梳理了宋元时期太湖以东水环境的变化，并以此为主线，详细探讨了吴淞江流域由大圩向小圩田制的转变、由塘浦大闸向泾浜体系的过渡、耕作制度与农田景观的变化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古人讲究水利多论“蓄泄”，太湖之来水与泄水亦为其流域水系格局的两大方面。从太湖以东泄水的整体格局看，12至14世纪间最大的变化，是北宋学者所追溯的《禹贡》所载“三江”格局无力回天，宋元时期官府对太湖以东地区的治水，由通盘整治转向局部开江，并进行圩田开发。水利经营则逐渐成为官府与富户之间的利益妥协，官方默许地方加速围垦，并逐渐放弃大浚吴淞江的工程，而在吴淞江东北、东南两翼开浦，最终形成以东北泄水为主导的总体局面。若将泄水格局变化视为一个渐变过程，上游来水格局的变化则显得较为突然。太湖上游来水主要有西、南两方面。西路来水以荆溪为主，汇集苏皖浙三省交界处的界岭径流，由宜兴大浦港附近的各港渎入太湖，古称“宜兴百渎”。南面来水笤溪分东、西两源，汇集浙西天目山地的径流，由吴兴的大钱、小梅等港溇入太湖。此外，长兴西北面的山溪水汇为合溪，由夹浦等港入湖。在宋元时期，这一蓄水格局变化不大，而到了明代初期，几项治水工程采取了限制上游西路来水的策略，打破了此前的水势平衡，直接影响了下游泄水，从而使太湖以东泄水格局出现了淞浏并淤，最终促成东南大黄浦泄水为主导的新局面。

　　质言之，太湖上游来水格局的突变，对于下游泄水定局的最终奠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明初太湖蓄泄水利格局的这一整体变化，又引发了一系列重要的地区开发问题。

　　二、从改筑东坝到“掣淞入浏”

　　宋元时期太湖以东开发的总成果，集中体现为大面积的水面围垦，然而围垦之利的保持，必须经受住水环境变迁所带来的灾害威胁，尤其是涝灾。涝灾之形成，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太湖以东泄水不畅，二是太湖以西来水不定。关于前者，从两宋时期浚治东北、东南港浦，到元朝疏浚吴淞江等水利工程，官方治水取得了一定效果，然而在大水之年，通海河道的上游和中游地区，依旧难以泄水，深受洪涝之虞。当时常熟昆山各地的支流港汊，又被民人围筑堰坝，导致排水不畅，加剧涝灾。关于后者，即太湖以西不稳定的来水，明前期通过将高淳境内旧的五堰改筑为东坝，旨在消除这一隐患。

　　明嘉靖年间进士，后来官至工部主事的高淳人韩邦宪曾撰《东坝考》，集中讨论了从五堰到东坝的变迁过程。据韩邦宪称，春秋时吴国经营太湖地区，吴王阖闾为了伐楚，采用了伍员的计策，开河运粮，后世为纪念伍子胥，名之曰胥溪河。如附图所示，在太湖流域开发早期，流域以西与青弋江、水阳江流域相邻，但因茅山山脉阻隔而不互通，胥溪河的开凿则沟通了两个流域。由于胥溪运河穿越山脊，形成两侧相背倾斜的地势，为防止汛期西水东泄，以及旱季溪河干涸，古人在胥溪上，在今东坝镇(上坝)到定埠间修筑土堰五道，分级节制水流，由于这五道堰对于胥溪航运至为关键，因此胥溪又名五堰。

　　五堰之利一直维持到唐代，唐末商人从宣、歙地区贩卖簰木东入两浙，嫌五堰艰阻，与官府谋划废去五堰。

　　宋代没有及时修复五堰，导致夏季暴雨之时太湖蒙受洪患。单锷主张恢复五堰，使宣、歙、金陵、九阳江之水不入荆溪、太湖，减杀苏、常入水，然而这一建议并未得到官方采纳。韩邦宪指出，宋时难复五堰，其实是太湖以西的湖田围垦所导致的，当时官方参与了围筑活动，有利可图，“永丰等圩，官司所筑，无虑数十万;而固城、石臼、丹阳之间，大抵多圩田矣”。因此，即使单锷之水论切中肯綮，苏轼又大力推荐，但“时用事者方欲兴湖田，未之行也”，固城、石臼、丹阳等湖一经围垦，蓄潴功能大大降低，于是大水兴时便直下太湖，“苏、常、湖三州承此下流，水患特甚”。

　　经历宋、元，胥溪河逐渐衰废，明太祖定都金陵，两浙漕粮不再如元代那样经海路和运河北运，而是西运金陵，为了避免从长江口进入遇风涛之险，洪武二十五年重新开浚胥溪河，建立石闸，名曰广通镇，设巡司、税课司、茶引所。通过洪武年间的水利工程，江南漕粮便可经太湖、荆溪，溯胥溪河而上，过广通镇闸，再经固城、石臼二湖东北入胭脂河，进入秦淮河。洪武年间的工程修筑，基本消除了宋元时期势家围田阻挠水利的弊端，曾有富户严氏，因原定胭脂河引水工程损其田，于是贿赂崇山侯李新，故意将路线改为迂回绕过，这一舞弊行为被朝廷发现后，崇山侯被处以极刑。此足见朝廷对运道管理之严格。然而，随着永乐迁都，漕粮北运，胥溪河运道不再担任漕河功能，再度被废弃。此外，因其在江水泛涨之年还对苏州、常州形成威胁。于是，永乐年间将五堰河闸改筑为上坝，就是后世所称之东坝。

　　从明初到永乐，胥溪五堰经历了复河建闸，然后又改闸为坝的过程。其中，改闸为坝，对太湖以西的水文特征产生了很大影响。东坝筑后，水势不再西行，又经历代固坝，太湖流域与青弋江、水阳江流域基本隔绝，不再接受这两个流域的来水。隆庆《长洲县志》的撰者曾敏锐地点出了东坝修筑的后果:高皇帝定鼎金陵，刘诚意实相厥役，因取九阳江之水，自天生桥折而北，洪武门绕京城出龙江口，断西南下太湖之水，而太湖所受惟荆溪、天目诸山水而已，湖之水止大于潴蓄而不决于奔放，可足于灌注而无妨于泛滥。观吴江长桥迤南水洞填塞，而沿堤坝弥漫，皆成膏腴之田。其在宋元，稍塞芦苇而水即四溢，何今二百年无此患耶?实西南诸水不入之故也。吴淞江自古承太湖之流而泄之海，湖水常决，与海潮势敌，故江流常通;水势稍微，即浑潮深入，积土淤土。故昔之治水者，必先治吴淞江。今数十年来，潮水无障，积久成陆，所苦惟沿江之田枯旱而已，不闻湖水四溢为患也。此亦足证太湖水源视宋元仅存十三矣。明初的东坝水利工程，起初为方便漕运西行，后来是为防止苏松遭受水害，可见朝廷的着眼点在于太湖以东的田粮之利。

　　一方面，东坝之筑乃以牺牲高淳一带的圩田利益为代价，换取苏松水势的基本稳定，高淳一带从此蒙受水患，圩田多致沦没。明代中后期，高淳民众和官员一直恳请朝廷废坝，但始终不能动摇朝廷的固坝政策。此外，官员又提出“或开坝不得，请乞除粮”，也即是申请退税为抵，类似今天的“生态补偿”机制。韩邦宪作为高淳人，又任工部主事，其《东坝考》名为考证，实为呼号，旨在申张高淳地方利益，因此他在篇末明言:“余观淳民之日耗，且困于虚粮，作广通镇坝考。”

　　另一方面，太湖水势虽减，但仍需通海河道畅泄，方可无虞。据隆庆《长洲县志》的估计，明代东坝之筑使太湖入水量比宋元时减少了近七成，这使太湖以东洪水泛滥的可能性降低了许多，然而太湖向东出水的水势也随之骤减，这使得宋元学者一直担心的吴淞江水流的衰颓之势雪上加霜。江水一弱，浑潮肆强，元代疏浚吴淞江的成果，几乎前功尽弃。

　　吴淞江既无力回天，水势不得不依仗两翼。入明后，东北方向的浏河等大的塘河继续承担泄水，而且有能力分担吴淞江中游的积水。另一方面，东南方向仍须有一条畅通的干道代替吴淞江，才能缓解吴淞江以南包括淀山湖一带的积水。永乐元年(1403)，钦差江南治水的户部尚书夏原吉，上疏言治水策略，主张顺应以上两个水流变迁趋势:自吴江长桥至夏驾浦，约百二十余里，虽云通流，多有浅狭之处，自夏驾浦抵上海县南跄浦口，可百三十余里，潮沙涨塞，已成平陆，欲即开浚，工费浩大，滟沙泥淤浮泛动荡，尚难施工。臣因相视，得嘉定之刘家港，即古娄江，径通大海，常熟之白茆港，径入大江，皆系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吴淞南北两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诸水入刘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黄浦乃通吴淞要道，今下流壅遏难疏，旁有范家浜，至南跄浦口，可径达海，宜浚，令深阔。上接大黄浦，以达湖泖之水。

　　夏原吉的应时治水之策，归功于其实地调查，以及地方水利学者的建言。在得到朝廷支持后，他成功主持了“掣淞入浏”和开凿范家浜引大黄浦入海两大工程。前者其实是采纳了元末周文英的水学主张。当时周文英就主张放弃积重难返的吴淞江下游，而通过夏驾浜导吴淞江中游入刘家河出海，这就是“掣淞入浏”的道理;开凿范家浜则是明初华亭人叶宗行的主张，他认为吴淞江淤塞，潮汐不通，欲疏浚通海，须引流直接黄浦，使其深阔畅泄。叶宗行的建言，似更侧重于解决沿海高地通潮灌溉问题，而夏原吉则利用此说，着重解决了淀泖通过黄浦泄水的问题。对于宋元时期黄浦江变迁以及明代黄浦江占夺吴淞江的过程，学界颇有定论，此不赘述。关于永乐以后圩田水利开发格局的变化，则须加以关注。

　　三、圩田水利开发格局的变化

　　夏原吉主持的永乐年间的大工程，由中央和地方协力实施，在14世纪的江南水利事业中显得务实而积极。

　　夏原吉曾作一长诗《踏车叹》，既抒写了永乐兴工的壮举，也感喟于浚河后民众车水排涝，整治圩田的艰辛:东吴之地真水乡，两岸涝涨非寻常。稻畴决裂走鱼鳖，居民没溺乘舟航。圣皇勤政重农事，玉札颁来须整治，河渠无奈久不修，水势纵横多阻滞。爰遵图志穷源流，经营相度严咨诹。太湖天设不可障，松江沙遏难为谋。上洋凿破范家浦，常熟挑开福山土。滔滔更有白茆河，浩渺委蛇势相伍。洪荒从此日颇销，只缘田水仍齐腰。丁宁郡邑重规划，集车分布田周遭。车兮既集人兮少，点检农夫下乡保。妇男壮健记姓名，尽使踏车车宿潦。自朝至暮无停时，足行车转如星驰。粮头里长坐击鼓，相催相迫惟嫌迟。乘舟晓向车边看，忍视艰难民疾患。戴星戴月夜忘归，闷倚篷窗发长叹。噫嘻我叹诚何如，为怜车水工程殊。趼生足底不暇息，尘垢满面无心除。数内疲癃多困极，饥腹枵枵体无力。纷纷望向膏粱家，忍视饥寒那暇恤。会当朝觐黄金宫，细将此意陈重瞳。愿令天下游食辈，扶犁南亩为耕农。从夏原吉的叙述看来，官方在凿浦浚河的工程之后，马上面临着排除圩田积潦，恢复生产的问题。从宋元时期圩田开发过程来看，官方对圩田修筑从未实现统一的管理，最多也就是从政策鼓励、税收调节以及田制立式等方面进行引导。永乐年间，官方开始主动组织苏、松圩田的集体排水工作。然而，官方调集的水车设备虽然齐备，人手却不足，只得依靠明初建立起来的里甲制度和粮长制度，组织乡间圩田修筑和排水工作。从诗歌中大致可看到，粮长和里长率领乡保民人协力踏车戽水，即车戽，作业相当艰苦。当时竭力踏车之饥民，“纷纷望向膏粱家”，然而官府似乎没有补贴工食，富户也没有捐赈。范金民和夏维中在研究中还指出，永乐初夏原吉治理江南水利时，征用了当地的卫所军户，并用地方政府储粮来征募民工，以工代赈。夏原吉叹踏车，对于圩田水利能否长期维持不无担忧。

　　15世纪后圩田水利运作状况的变化，证明夏原吉并非杞人忧天，据此可知，种种运作的不稳定因素，在永乐初夏原吉治水时确实已见端倪。永乐北迁以后，漕运费用激增，苏松地区的赋税负担加重，洪熙元年(1425)，广西右布政使周干奉命到苏、常、嘉、湖等府巡视，他在给宣宗的奏报中，陈述了江南地方百姓不堪重赋的事实。造成人户逃亡的另一原因，是许多乡村豪强充当里甲系统中的圩长和粮长，侵扰百姓。永乐后期，大户势力抬头，腐蚀吏治，这段时期形成的乡村权势格局，使得里甲体系面临危机，贫户逃绝，富户兼并，飞洒拒纳，造成税粮逋负，圩田水利的维护也受到较大影响。宣德年间，应天巡抚周忱(后谥周文襄公)和苏州知府况钟针对苏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困境，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宣德五年(1430)，况钟下令革除了圩长和圩老，对粮长则并未革除，只作整顿。

　　宣德改革保留了粮长和里长，这是乡村权势难以全然消除的结果，同时也是维持地方农作和水利秩序的需要。日本学者川胜守曾对明代江南水利政策和工程进行详细排比，分析江南水利政策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他发现，正德以前工程多由中央六部官僚承担，嘉靖后则由知府、知县承担者居多。宣德时期，周忱和况钟在改革中也试图推进水利事业，设置了治农官，此时期，官府加强了对粮长、里长等地主阶层的监督，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水利经费调配、工役调配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也就是说，水利派浚和圩田维护仍然是在里甲系统和粮长制下组织起来的。宣德年间，周忱实行的“大车朋车”集体戽水法，为后世所推崇，其法亦常被称作“官车法”。弘治《吴江志》记载如下:吴地平夷，尽为田，略无旷土，然滨江傍湖最为低洼。凡春夏之交，梅雨连绵，外涨泛滥，淹没随之。农家结集车戽，号为大輣车。人无老幼，远近毕集。往往击鼓鸣柝以限作息，至有累日连月，朝车莫涨，而不得暂休者。……周文襄公巡抚之时，令概县排年里长每名置官车一辆。假如某都某围田被水淹没，则粮长拘集官车若干辆，督令人夫并工车戽，须臾之间水去皆尽。而又官给口粮以赈之。自文襄公去后，不服有此良法矣。从组织方式来看，周忱的“官车法”与上述夏原吉的集体踏车并无实质差别，即是粮长召集排年里长，把水车集中到都下之围集中作业。略有不同的是，官府明确给予相应的赈济，这是宣德改革期官府对荒政的重视和定制的效果。

　　永乐到宣德年间圩田水利的运作，显然与乡村组织发展，以及赋役制度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学者滨岛敦俊认为，明初里甲制是维持水利作业的组织，乡居地主直接经营农作，与这种乡村“共同体”相适应的水利惯例称作“田头制”，即由连接圩岸、沟渠的田土所有者提供费用及劳动。明中叶商品经济发展，江南出现了地主城居的现象，城居地主不再直接接触农作，其中许多“乡绅地主”还拥有无限制的免役权，水利作业落到了中小地主及佃户头上，造成“役困”局面，从而触发了以照田派役、限制优免、业食佃力为中心的水利徭役改革过程。对于明代中期江南的“分圩”———由大圩田到小圩田的田制变化，滨岛认为那是随着土地开发进入饱和状态而出现的“工学的对应”，即是以高度利用土地为目标，通过分割大圩，使水路细密化并建立排灌，把圩心湿地改造成耕地，推动集约化开发。

　　滨岛力图在制度变迁与地区开发两个过程间建立起关联，这是富有创见的研究视角。当然，其具体论点或可商榷。比如，考察11世纪以来的圩(围)田的发展过程，尚未能确认大圩的普遍化，倒是以泾浜体系主导的小圩以及湖荡围垦的连绵的小围田居多。即是说，假如存在着大圩分作小圩的“细密化”转变，其转变趋势可说是一直存在，若将这种长期转变趋势只对应到明代赋役制度改革过程，恐有过于疏泛之嫌。针对大圩、小圩的发展问题，王建革曾从水流环境变化的角度，分析吴淞江小圩开发逐渐普遍化，并在明代中期成为低乡圩田主要形态的原因。他认为，15世纪后黄浦江“夺位”后水流环境的变化，是低乡小圩普遍化的重要原因。

　　分流黄浦江后，淀山湖一部分水流由五大浦而入吴淞江，一部分水流加入三泖地带，“注为各塘泾港数百余而入于黄浦”，在东南方向上，数百条横向的河流泾浜汇水入黄浦江，原来的那种纵向的圩岸反而会起到障水的作用。于是，拆除大圩也就成适应水流变化的措施了。另一方面，由于黄浦江分水很多，太湖清水减弱，难抵浑潮，人们常用泾浜小圩、小水流和坝堰系统应付浑潮，并以之引潮灌溉，黄浦江改道后丰水程度的减少，也会有旱情发生，民众固守这种自然生态之法也是不得已的办法。这就是明中后期高乡筑小圩、小坝，并引潮灌溉的发展趋势。从王建革的分析来看，低乡小圩的发展，主要是为了顺应吴淞江水流环境变化而作出的开发选择，开发的细密化恐怕是这一趋势中呈现的表面现象。至于滨岛所述水利徭役的转变，则确有可能是在小圩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官方所作出的赋役制度调整。

　　整体来看，分析明代以后地方农田水利格局的发展，除了重点考察水利徭役制度与土地所有关系的变化，还须关照江南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整体趋势。此外，还须同时关注环境变化，特别是水环境变化的整体过程，才能理解影响地区开发中农田水利格局的综合因素。譬如明初改筑东坝，对太湖以东和以西其实造成了截然相反的后果，韩邦宪指出东坝利于苏松而损于高淳，并非偏袒乡邦，信口雌黄。然而，由于当时王朝的开发战略重在太湖以东的田赋，东坝工程为此而设，整体服从于区域全盘利益最大化，也就难以兼顾个别地区的水利处境了。清代学者纵观前代治水全程，对于东坝问题看得更为清楚。比如胡渭在《禹贡锥指》卷六“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一条的注释末尾便指出:余以为治吴之水，宜专力于松江。松江既治，则太湖之水东下，而他水不劳遗力矣。然而松江之役有二难:江尾涨塞，几成平陆，欲即开浚，滟沙泥淤，浮泛动荡，难以施工，一也;奸民豪右，围占湖田，以遏水道，方事之兴，浮言四布，百计阻扰，二也。有此二难，虽以夏原吉、周忱、毕亨之开济明敏，而卒不能复禹之迹，况其下焉者哉!夫苟能复禹之迹，则宣、歙、金陵之水，不足为浙西诸郡患。如其未能，则东坝断不可废，而高淳之民相怨，一方无已时。百诗尝谓余曰，废东坝者，多出于坝上之人，至追咎苏轼、单锷之言行，废高堰者，出于泗州之人，至恐潘季驯以毁陵之罪，殊可痛疾。善乎欧阳公有言:天下事不能全利而无害，惟择利多害少者行之。其此项与堰之谓哉。虽然坝上坝下之民，均吾赤子也。韩邦宪云:以苏、常、湖、松诸郡所不能当之水，而独一高淳为之壑，而税又弗捐，民何以堪之。此亦平心之论。子成尝倡减税，得蠲米八百余石，邑人德之。盖浙西诸郡财赋甲于天下，权轻重而为之，高淳不得不代受其患，而其税则固可减也。轻一县之税，以慰民心，而取偿于数大郡，其所得不已多乎。书曰“无党无偏，王道平平”。为政者当如此矣。胡渭认为，既然明代已无法恢复吴淞江泄水之势，那么筑东坝截断太湖西北来水，就是权衡利弊后作出的最佳选择。当然，为高淳适当减税，也是必要的补偿措施。胡渭之论从明代以后江南整体经济开发形势来理解太湖水利格局的变化，称得上精当而持中。

　　四、结论

　　14世纪后期到15世纪初明朝的官方治水，则逐渐将泄水主干导向东南，改筑东坝、掣淞入浏、凿范家浜导黄浦出海，这三个大工程的落实，逐渐打破了此前的水势平衡，引起了太湖入水、泄水格局的整体改变。首先，东坝的修筑同时减弱了太湖入水和泄水的水势。然后，由于太湖向东泄水减少，淤塞的吴淞江得不到充足来水，更不敌南面的黄浦。明代水利学家沈启就指出:又谓黄浦通利，势足代淞，似矣。夫水势自西南而东北者，古也。数年来，水势日徙而南，盖以黄浦在南，日决而大;而大吴淞在北，日垫而微。去水之缓急，因之而迁徙，固有由耳。黄浦江占夺吴淞江，从形式上看，是选择性的河道疏浚所导致的泄水主干河更替，而实质上则反映了明代太湖泄水方向整体东南移的趋势。在吴淞江逐渐逊位于黄浦江的同时，东北水道也由于吴淞江的衰落而逐渐失势，刘家河步入淤塞困境。刘家河并不能真正代替吴淞江下游。永乐“掣淞入浏”后，由于刘家河出海近直，大江口水位较高，海潮倒灌较严重，与吴淞江涨潮日相抵撞，因此夏驾浦以下非常容易淤塞。夏驾浦在明代常被称做沪渎，永乐以后到天顺年间，昆山、上海、嘉定曾协力浚治吴淞江沪渎，取得一定成绩，官方还在沪渎龙王庙祀吴淞江之神，嘉定人范纯《重修沪渎龙王庙记》，即是记录这次治水。然而，吴淞江和浏河的淤垫在明中期依旧加剧。与此同时，高乡海岸线继续外伸，原吴淞江下游许多河道加速淤狭。缪启愉先生把这一过程概括为“从掣淞入浏到淞、浏并淤”，其述备矣。回溯明代前期的三个治水策略，改筑东坝之举多少显得突然，它将太湖水势从源头上截去大半，直接影响了太湖以东泄水局面。掣淞入浏和发展黄浦，可说是这种偶然之举导致的必然选择。然而，这两项工程在其后的效果优劣不同，即是淞浏共淤，而黄浦坐大。这就形成15世纪以东南泄水为主导的新局面。明前期太湖蓄泄格局的整体转变，亦改变了太湖以东及以西的圩田开发的水环境基础，进而加快了江南的水利徭役等赋役制度的改革进程。